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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代的覆缽式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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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2019.08.20

  由此得出,房山云居寺北塔與薊縣觀音寺白塔在遼代始建時的原始形制完全不同。可見當時薊縣的文物考古人員并沒有推斷出薊縣觀音寺白塔的線月,在赤峰塔子山白塔所在山腰出土了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和漢字“耶律昌允妻蕭氏墓志”,再結合早年流落于寧城縣遼中京大明塔下的“耶律昌允妻創建靜安寺碑”記載,終于確定了此塔的年代范圍和名稱。薊縣白塔,也叫觀音寺白塔,矗立于薊縣觀音寺院內,位于赫赫有名的薊縣獨樂寺正南。據“創建靜安寺碑”和“耶律昌允夫婦墓志”所記,靜安寺塔明顯與耶律昌允家族有關。

  薊縣白塔,也叫觀音寺白塔,矗立于薊縣觀音寺院內,位于赫赫有名的薊縣獨樂寺正南。觀音寺為明嘉靖年間所建,在遼時該塔未必隸屬于今天的觀音寺。梁思成先生首先注意到:“塔的位置……似正在獨樂寺之南北中線上……則不偏不倚,適當菩薩之前……可謂獨樂寺平面配置之一部分。”該塔的位置顯然是“因寺而定”。

  而獨樂寺觀音閣在遼代重建,與統和初年的“尚父秦王”密切相關,這個尚父秦王,就是韓匡嗣,韓匡嗣為韓德讓之父,屬遼代著名的玉田韓氏家族,玉田當時隸屬薊州,而玉田韓氏一族有足夠的財力重建他們家鄉的獨樂寺。宿白先生曾著文認為獨樂寺重建的主要目的就是韓匡嗣欲榮耀鄉里,當時遼境有建立家寺的風俗,而獨樂寺重建之時又正當韓家勢盛之世,因此這座重建于遼代的獨樂寺很可能是玉田韓氏的家寺。

  同時,宿白先生還根據1983年于薊縣白塔內發現的舍利石函上清寧四年(1058年)的銘文推斷,清寧四年的前一年,發生過道宗以韓德讓無子,命皇族魏王之子為文忠王,作為韓德讓后嗣的事件,因而認為此塔極有可能是清寧四年為韓氏的家寺獨樂寺所增建之佛塔。

  但薊縣白塔在內覆缽經清理發掘后,發現此塔在建成后不久即進行過一次維修。由于清寧三年(1057年),今北京大興區附近曾發生過較大地震,故而推斷石函上的清寧四年應該是地震后維修的時間,而其始建年代極有可能與獨樂寺重建的時間相同。因而此塔屬于獨樂寺的一部分無疑。

  此外,薊縣白塔內發現的舍利石函的前面有“中京留守、兼侍中韓知白葬定光佛舍利一十四尊”字樣。這個中京留守韓知白,跟韓德讓的祖父韓知古名字相近,宿白先生著文認為其極可能不是薊州玉田韓氏族人。宿先生還提到元好問的《中州集》卷八記錄了韓知白家世:“知白,仕遼為中書令,孚為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田盤山,遂為漁陽人。”筆者認為,韓知白家族族人在后來成了薊州人,這當然也不排除其攀附勢盛的韓德讓一系,于地震后在對韓氏家寺的佛塔進行維修之時葬入舍利。

  再來看赤峰靜安寺塔及其所在的靜安寺。據“創建靜安寺碑”和“耶律昌允夫婦墓志”所記,靜安寺塔明顯與耶律昌允家族有關。耶律昌允的四世祖為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之二弟耶律剌葛,其祖輩皆為遼之重臣,耶律昌允家族領有投下州義州,建靜安寺之地,就位于義州城北。

  清華大學李若水博士在其學位論文中通過對《創建靜安寺碑銘》的分析得知,靜安寺從選址到建造、延請僧人,所有事務均由耶律昌允家族操辦,又建于其投下州城外形勝之處,顯然不是為普通信眾而建的公共性寺院,而屬耶律昌允一家所有。可見靜安寺最基本的作用就是為耶律昌允家族在世與去世之人祈福。

  此外,“創建靜安寺碑”中還記載:“每至旸谷欲暝,曦輪將墜,舍利之影落覆邱塋。則太師公之遺墟承蔭其下。”可見耶律昌允夫婦合葬墓應位于舍利所在石龕(即塔的位置)東側不遠處。經考古人員發掘,靜安寺塔正東和東南約百米處,共出土兩座遼墓,正東即為耶律昌允夫婦合葬墓,另一座可能為耶律昌允后代之墓。這更說明佛牙舍利特為耶律昌允夫婦而“塵沾影覆”。同時,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經”解讀后發現有“祖父大王之墓”字樣,很可能其祖輩墓地也在此處。

  李若水還認為耶律昌允家族墓地與靜安寺的位置關系密切,靜安寺遺址位于耶律昌允墓東南數十米處的臺地上,寺、墓、塔三者位于自東南向西北的同一直線上。從耶律昌允墓與靜安寺的營建順序上來說,應為先選定寺址、后建墓、最后建塔,墓與靜安寺應是同步規劃營建的,靜安寺具有耶律昌允家族墳寺的性質。也就是說靜安寺極有可能是耶律昌允家族陵域內修造的“家寺”。

  義州在《遼史·地理志》中失載,說明義州所管轄范圍及經濟實力并不大,屬于比較小的州城。因而靜安寺更具有“家寺”的性質,那么靜安寺塔也就屬于遼代家寺的附屬佛塔了。

  由此看來,現存兩例覆缽三檐組合式遼塔,也就是遼代的覆缽式塔,都具有家寺附屬佛塔的性質。

  盡管遼境有建立家寺的風俗,但并非所有的家寺都建有附屬佛塔。而功德墳寺,在遼國以南的宋境十分普遍,但在遼境所見的實例很少,靜安寺是遼代貴族建立墳寺的珍貴例證。這也可能是遼代的這種家寺的附屬佛塔存世數量較少的原因吧。

  而金、元兩代所建的這種類型的塔相對存世較多,只是塔身截面形狀由遼代的八邊形演化為金、元的六邊形。其中北京西郊的白瀑寺塔為遼末金初高僧圓正法師墓塔,邢臺天寧寺塔為元代高僧虛照禪師墓塔,看來此種覆缽三檐組合式佛塔在遼金時期必有其特殊的宗教用途。

  對于其形制的由來,鄭琦在《覆缽式塔建筑藝術》一文中認為:“當年遼國在征討突厥和回鶻的過程中,曾西至甘州(張掖)、肅州(酒泉)一帶,極有可能是隨契丹南下的工匠把殘存在西北的覆缽塔形制帶到了京冀,又結合了當地原有的樓閣式和遼金古塔的典型形式密檐式創造了這些不倫不類的塔形式。”而筆者覺得,稱其不倫不類并不合適,此種類型的佛塔檐部為梟混曲線,三重檐為定制,這種特殊形狀的三重檐極有可能象征著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并且其覆缽為半球型,相較后世的元、清覆缽式塔,更接近古印度窣堵坡原型,其形制的具體成因還有待專家學者進一步研究。

  縱使薊縣白塔的考古報告問世已20多年,前往薊縣獨樂寺以及白塔朝圣、旅游的八方客也是絡繹不絕,可人們依舊沒有把覆缽三檐組合式塔看成是遼代所創的一種獨立塔型,以致今日仍有此類塔為元代改建的文字見諸報端,如2015年10月25日《燕趙都市報》登載的文章《鷲峰寺塔的發現》。

  文中認為,金朝滅亡后,舊有的審美開始被打破。由于蒙古人的提倡,流行于西藏的教開始在內地傳播,塔作為佛塔中的新樣式,亦開始傳入內地。

  而位于河北陽原縣的鷲峰寺塔當時剛建了一半,因戰亂在金元更替之際便停工了。等再次開工的時候,提倡教的蒙古人已成為統治者。佛塔的建造者發現,按原計劃建造這座佛塔已不符合新形勢,亦有悖于現實需求。朝廷的審美趣味和方向發生了改變,佛塔的建造亦要跟上時代。于是新建的鷲峰寺塔(圖八)上,密檐塔和塔完美結合在了一起。文中還認為,鷲峰寺塔的改建是一種大膽的符合時代潮流和時代精神的創新,使塔融入內地信徒的內心。

  為什么時至今日還會有這種完全臆想的文章發表?這都是緣于覆缽式塔出現于元代這種觀念荼毒太深。盡管薊縣白塔的線年,但對其真相的宣傳力度是相當欠缺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長期以來赤峰靜安寺塔“養在深閨無人識”。所以說,對于遼式的覆缽塔,也就是覆缽三檐組合塔這種特殊的類型,有必要引起足夠重視,一些介紹古塔的文字資料也是時候進行改寫了。(本文由孫莉、閆廣宇 摘編自 張連興 主編,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編《沈陽考古文集》第6集 之《遼代的覆缽式塔》 。內容略有刪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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